自从南京彭宇案以来，类似的事情屡屡发生。最近一起发生在湖北武汉，9月2日上午，88岁的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面朝下摔在地上，他想站起来，但力气不够。附近的摊贩称，李大爷躺在地上一个小时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但是没人敢上前扶一把。直到老人的家人获悉后，才送往医院救治，但老人终因呼吸道窒息死亡。

令人感到吊诡的是，一方面是社会舆论对此类案件的当事人大范围的批评、抨击乃至批判，甚至诅咒；另一方面，则是类似案件的层出不穷，顶风而上。

被一个社会绝大部分人认为违背了基本道德准则、践踏了道德底线的事在一片谴责声中不断发生，这表明这个社会的秩序和运转程序一定在某个方面出现了问题。

有人指责是道德，认为现在道德沦丧，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他们往往举出三十年前全民学雷锋、“五讲四美三热爱”之类的事情来做佐证。认为真正的道德信仰者，是不会为自己的道德选择设置种种前提条件和要求的，完全是自在、自为、自由的选择，是良心促使自己做出的选择。他内心里会将道德当做自己的一种绝对责任，而不会为别人设置什么义务。做好事不需要理由，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做，自己心安、自己快乐就可以了。

应该承认，这种道德水准是非常高尚的，可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？如果一种道德要求，没有社会基础，背离人性要求，大部分人难以做到，那么这种道德就是镜花水月，没什么实际意义。我们学了多少年雷锋，搞了多少次道德净化运动，可雷锋现在在哪儿？

应该承认道德的变异性，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，在现在的大环境下，再想回到过去的真空状态下的道德，几乎没有可能。当今的普遍的道德要求，只是更加符合人性，符合当下人们的生存状态，并不能说就是低下的。就拿搀扶老人这件事来说，绝大多数读者的想法都是：“我也想扶，可不敢啊。”

因此，如果一味在道德范畴内打转转，永远也不会突破现实的窘境。

作为一个体系正常运转的维护力量，通常情况下都有两个，一个是道德，非强制性的，层次居上的，即人们常说的“软性力量”；另一个是法律，带有强制性，层次居下的，即人们常说的“硬性力量”。正常情况下，这二者的旨归是一致的，两种力量指引社会向一个方向前进，从而保证了社会的和谐与平稳。由于法律带有强制性，因此它的作用更大、更明显、更直接、更迅速。也因为法律较道德层次低，所有法律有兜底的功能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社会正义的最后守护者”。一个社会，法律提倡什么，保护什么，打击什么，无不对道德起到强大的引领作用。如果上层与下层，道德与法律旨归不一致，必然导致道德的扭曲、变形，导致社会由稳定结构向不稳定结构嬗变。

南京彭宇案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和后果，就在于其法律实践和社会道德要求背道而驰。我们的道德一直在提倡有爱心，讲奉献，乐于助人，尊老爱幼，可该案的判决却基于这样的推理：不是你撞的，你为什么要去扶？法律不仅不承认道德，甚至对有爱心，讲奉献提出质疑，这种情况下，道德必然要扭曲，扭曲到法律指引的方向：不是我撞的，我为什么要去扶？

病因找到了，药方也就好开了。那就是，用法律重构社会秩序，让法律和道德同行，步调一致。

鉴于类似事件层出不穷，因此从法律层面提出以下建议：

一、彻底公开当年彭宇案的全部审判过程，包括一审判决的依据，查明是否有权钱勾结；对当事法官给予严肃处理，“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？”彭宇案的法官就是始作俑者，理应受到严惩；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内幕，彭宇是否赔了钱？赔多少钱？都要一一说清楚。如此才可给民众信心。

二、严格“诬陷反坐”，这本是中国历来的法律仪轨。现在给人的感觉，对那些诬陷他人的人太宽容了，只要他们一撤诉，不再要赔偿，就谢天谢地，感激得要命。所以可以出个司法解释，一旦查明是诬陷，立即严判，起码要处以诬陷金额的两倍。我敢打赌，只要全国有一起这样的案例，以后诬陷案一定会大大减少。

三、对于那些控辩双方都拿不出确凿证据的案子，本着惩恶扬善的司法理念，尽最大程度倾向于做好事方，以保护社会道德和正义向良性轨道发展。

当然，此举有可能给一些真正的肇事者以可乘之机，但在目前大环境下，我觉得还是利大于弊。